一、前言

有關文化資產的保存與維護看起來應該是一項十分單純的文化工作，但是就如美術與表演藝術這類純藝術的領域也無法擺脫政治與時代的糾纏一樣，文化資產保存運動在台灣發展的過程也可以從政治的角度來觀察與分析。但是此處所說的「政治」並非指政黨或政治鬥爭中有點爾虞我詐的政治，而是在「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領域或像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和福科(Michel Foucault)等人所說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文化政治」和「文化政策」在德文和法文中分別剛好是同一個詞：即Kulturpolitik與politique culturelle。因此在這裡談到文化資產事務的文化政治時也有文化政策上的意涵，但用「文化政治」的角度來討論文化資產保存運動在台灣的發展相信會讓我們看到一個十分有意思的層面。

樣來看一個向來被專業者視為單純的文化資產課題，當然跟作者個人的學術性趣有密切的關係。文化政策研究的學術性在這十多年來有相當大的進展和突破，甚至擺脫傳統行政政策分析的制式觀點，而與當代流行的一些尖端文化社會理論掛鉤。對這方面有一些的讀者可能知道我所說的這些方向和學者。在這個領域最為人所知的要算是澳洲文化與媒體政策研究中心 (Australian Key Centre for Cultural and Media Policy), 原由澳洲三所大學，Griffith University,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和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共同組成。他們原先出版了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incorporating Culture and Policy(澳洲媒體與文化政策通訊)。他們之所以有名有部分原因是因為Tony Bennett, Toby Miller, Tom O’Regan, Stuart Cunningham 等一群卓越學者的努力，另一方面是他們採取了源於英國伯明罕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Birmingham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的「文化研究」觀點。尤其是班尼特(Tony Bennett)更援用福科與葛蘭西的理論，將文化政策研究提升到一個理論高度，而對一些文化研究學者在討論文化政治或文化現象時只滿足於「文本批判」(textual critique)的局限，卻對影響日趨顯著的文化政策領域不屑一顧的立場，從葛蘭西的立場給予嚴厲的批判。

根據另一位美國的文化研究者，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的看法，文化批評建立在拒絕對官僚程序和政策過程的世俗算計作任何介入，政策問題與批判性知識分子幾無任何可能的相關性。而由福科的權力理論所啟發的澳洲文化政策研究學派，像班尼特則主張知識份子應積極介入文化實踐的理論，重新審視當代文化與政府之間的關係，以及文化對社會的作用。文化研究領域的二股分流，一是主張擁抱改革理論、改革計劃的修正主義者(reformer)，以及仍然獻身於早期抵制性的或革命理論的人(resistant)。而班尼特就積極撰寫文章鼓吹轉向政策議題，批評抵制者只會「永無止盡的尋找進步的文本與實踐，企圖一再形成新的反對主體，將它們組織起來以反對國家、反對資本主義，或者更經常是兩者的組合」。在班尼特看來這種立場是誤導的，因為「始終視資本主義/國家為單一的整體，仍然想像著民粹政治的可行性」，並無法真正看清楚文化研究在現代社會中可能達到的效果。

班尼特為了反轉這些負面的觀點，認為甚至可以放棄知識份子一直以來可以接受的唯一模式，即「文化批評的偉大立場」，而關注於各種高度複雜歧異甚或矛盾的體制、政策與計劃，為文化理論設計出一套強而有力的架構，以求在學院理論形成與政策制定之間，順利地架起溝通的橋樑。他希望藉由文化政策研究生產出積極有用的知識，可以有效地使用在實際存在的文化政策制定的領域中，使得知識成為建構政府文化管理計劃的重要成分，也使得理論成為政府計劃、調查、管理例行公事的一項特質。他也建議如果想要使批判與理論工作在這些領域中有一點突出的表現，就要掌握足夠的資訊，充分地意識到政治、機構、政策領域的實際組合狀態，並且在必要時還要妥協讓步，使它能夠順利轉化成為機構組織所能執行的計劃。此即意味不僅理念上應該務實，同時在實踐方面亦如此。

相對於這個研究方向，在英國也有傳播學者Jim McGuigan從Jurgan Habermas的理論切入文化政策的研究，與班尼特互別苗頭。他們的討論使得一直缺乏理論深度的文化政策研究獲得了新的活力與啟示。台灣的文化資產保存運動及其所產生的諸多問題，如果我們無法跳脫過度偏於技術層面的關心，或對於政府行政和政治意識型態的瞭解過於機械式的化約，進一步從文化研究與文化政治的理念來審視，那麼我們可能無法真正的理解，甚至嘗試去解決這些課題。由於這些信念，這裡可以容我先以第一人稱的身分談起因文化資產問題衍生的文化政治議題。做為文建會的副主委和主委本身就是一種政治任命，政務官本就與內閣執政團隊不可分，負有執行政黨政策的使命，否則那就不叫政務官。但就如環保署經常為了堅持環境生態的保護而與開發發展的政策需求相左一樣，文化事務主管首長不時要面對這種政策與政治危機。(原文刊載於： 轉載自社區營造學會電子報第100期)<詳全文>

　20071016~20071029活動剪影

　臺北健康城市 現身臺北捷運

為廣大宣傳臺北健康城市（士林健康城市、北投健康城市），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與臺北捷運公司協助兩區刊登宣傳燈箱。自９月中起為期３個月，臺北捷運板南線「忠孝敦化站」及「善導寺站」將刊登「臺北健康城市」、「市民健康卡」２幅宣傳燈箱，期中，此２幅宣傳燈箱將會交換車站刊登。下次當您搭乘臺北捷運時，不仿停下腳步或是抬起頭來看看，感受士林、北投健康城市之美，讓我們一起為士林、北投健康城市加油!!

「一，二，三，四～轉個圈！」晚上七點半，捷運車廂不時奔馳而過石牌站的高架橋，橋下公園卻聚集了將近卅位媽媽們，跟著老師口令，整齊貫一地隨西洋老歌旋律起舞。

這是北投區永明里新成立的排舞隊，清一色女性學員都為附近居民，學員們年紀平均50歲，轉圈、踢腳卻毫不含糊，今年3月20日才成軍，一個月就已聚集卅一人，人數居於北投地區隊伍第二。指導老師王貞芳說，原本永明里並無開課，新里長何麗玲接受里民建議，支持成立排舞隊，並主動介紹許多里民婦女加入，讓永明里排舞隊迅速成軍。

排舞隊一開始先在捷運石牌站橋下試跳兩週，吸引不少路過的人。「有的媽媽只是來公園遛狗，在旁邊看我們練習覺得很有趣，回家問女兒意見，結果女兒叫她來動一動也好，她就加入了。」王貞芳笑說。

「排舞不需要舞伴，比起交際舞，家人更放心讓媽媽練習。」王貞芳說，排舞舞步單純，沒有舞蹈經驗的人只要多跳幾次也能上手，還有瘦身效果，相當適合媽媽們。

的確，大夥兒才跳了四遍，有些媽媽就忍不住搧風擦汗，還有人抱怨：「老師，我跳排舞很開心，但回家後腰和腿都拉傷，還得去看醫生呢！」不過，體力與年紀無關，排舞隊裡的模範生可是八十幾歲的阿嬤，連七十幾歲的阿嬌姨也能先跑了操場才來練舞，體力過人。

排舞隊每週固定練習五天，雖然只能在公園昏暗路燈下跳舞，更不時有捷運轟隆隆車聲干擾，讓老師得扯著嗓子喊口令，但她們依舊相當認真，才連著兩週自由練習，大家就吵著要學新舞步，學員間也會互相教導，新手會被安插隊伍中間，不管轉向哪邊皆可循著別人舞步，進步很快。

開班第二天就加入的班長劉恩說，她從來沒有跳過舞，第一個禮拜上課就跟不上大家，令她很沮喪，連坐車也在默練舞步，最後終於能享受排舞樂趣，甚至還瘦了下來。「我孩子都大了，反正在家裏也只坐著看電視，丈夫也鼓勵我出來動一動，現在只要我提早下班，連員工都知道老闆今天要練舞了。」劉恩大笑說。

雖然大夥兒練得起勁，但學員們畢竟都有些歲數，老師王貞芳細心配合學員身體狀況，將排舞許多轉圈動作改以走兩步代替，減輕頭暈與膝蓋負擔，並配合學員要求，多重複示範幾次技巧，即使這群媽媽們一下轉圈錯邊，一下踢腳慢了，但都只笑嘻嘻再度跟上老師，充分享受跳舞樂趣。

北投區各地都有設立許多類似永明里排舞隊的社區課程。王貞芳表示，目前光是排舞隊，北投區就有18隊，提供社區居民許多運動機會，「就連我以前也是上課十分鐘前就穿上布鞋，等不及來到練舞場地了。」她笑說。

九點鐘一到，老師準時宣佈下課，媽媽們各自消失在黑夜的街道上，回到她們原本的角色裡，期待下一次的舞動。擁抱健康並不需花大錢上健身房、買瘦身課程，只要踏出家門，跟你的鄰居們一起跳舞吧！